古文源
今天是：月日 生肖
慎子曰：飞龙乘云，腾蛇游雾，云罢雾霁，而龙蛇与蚓蚁同矣，则失其所乘也。贤人而诎于不肖者，则权轻位卑也；不肖而能服于贤者，则权重位尊也。尧为匹夫，不能治三人；而桀为天子，能乱天下：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。夫弩弱而矢高者，激于风也；身不肖而令行者，得助于众也。尧教于隶属而民不听，至于南面而王天下，令则行，禁则止。则此观之，贤智未足以服众，而势位足以缶贤者也。
应慎子曰：飞龙乘云，腾蛇游雾，吾不以龙蛇为不托于云雾之势也。虽然，夫择贤而专任势，足以为治乎？则吾未得见也。夫有云雾之势而能乘游之者，龙蛇之材美之也；今云盛而蚓弗能乘也，雾而蚁不能游也，夫有盛云雾之势而不能乘游者，蚓蚁之材薄也。今桀、纣南面而王天下，以天子之威为之云雾，而天下不免乎大乱者，桀、纣之材薄也。
且其人以尧之势以治天下也，其势何以异桀之势也，乱天下者也。夫势者，非能必使贤者用已，而不肖者不用已也。贤者用之则天下治，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乱。人之情性，贤者寡而不肖者众，而以威势之利济乱世之不肖人，则是以势乱天下者多矣，以势治天下者寡矣。夫势者，便治而利乱者也。故《周书》曰：“毋为虎傅翼，飞入邑，择人而食之。”夫乘不肖人于势，是为虎傅翼也。桀、纣为高台深池以尽民力，为炮烙以伤民性，桀、纣得成肆行者，南面之威为之翼也。使桀、纣为匹夫，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。势者，养虎狼之心而成暴风乱之事者也，此天下之大患也。势之于治乱，本末有位也，而语专言势之足以治天下者，则其智之所至者浅矣。
夫良马固车，使臧获御之则为人笑，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。车马非异也，或至乎千里，或为人笑，则巧拙相去远矣。今以国位为车，以势为马，以号令为辔，以刑罚为鞭策，使尧、舜御之则天下治，桀、纣御之则天下乱，则贤不肖相去远矣。夫欲追速致远，不知任王良；欲进利除害，不知任贤能：此则不知类之患也。夫尧舜亦治民之王良也。
复应之曰：其人以势为足恃以治官；客曰“必待贤乃治”，则不然矣。夫势者，名一而变无数者也。势必于自然，则无为言于势矣。吾所为言势者，言人之所设也。夫尧、舜生而在上位，虽有十桀、纣不能乱者，则势治也；桀、纣亦生而在上位，虽有十尧、舜而亦不能治者，则势乱也。故曰：“势治者则不可乱，而势乱者则不可治也。”此自然之势也，非人之所得设也。若吾所言，谓人之所得势也而已矣，贤何事焉？何以明其然也？客曰：“人有鬻矛与盾者，誉其盾之坚，‘物莫能陷也，俄而又誉其矛曰：‘吾矛之利，物无不陷也。人应之曰：‘以子之矛，陷子之盾，何如？其人弗能应也。”以为不可陷之盾，与无不陷之矛，为名不可两立也。夫贤之为势不可禁，而势之为道也无不禁，以不可禁之势，此矛盾之说也。夫贤势之不相容亦明矣。
且夫尧、舜、桀、纣千世而一出，是比肩随踵而生也。世之治者不绝于中，吾所以为言势者，中也。中者，上不及尧、舜，而下亦不为桀、纣。抱法处势则治，背法去势则乱。今废势背法而待尧、舜，尧、舜至乃治，是千世乱而一治也。抱法处势而待桀、纣，桀、纣至乃乱，是千世治而一乱也。且夫治千而乱一，与治一而乱千也，是犹乘骥、而分驰也，相去亦远矣。夫弃隐栝之法，去度量之数，使奚仲为车，不能成一轮。无庆赏之劝，刑罚之威，释势委法，尧、舜户说而人辨之，不能治三家。夫势之足用亦明矣，而曰“必待贤”，则亦不然矣。
且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，饿者不活；今待尧、舜之贤乃治当世之民，是犹待粱肉而救饿之说也。夫曰：“良马固车，臧获御之则为人笑，王良御之则日取乎千里”，吾不以为然。夫待越人之善海游者以救中国之溺人，越人善游矣，而溺者不济矣。夫待古之王良以驭今之马，亦犹越人救溺之说也，不可亦明矣。夫良马固车，五十里而一置，使中手御之，追速致远，可以及也，而千里可日致也，何必待古之王良乎？且御，非使王良也，则必使臧获败之；治，非使尧、舜也，则必使桀、纣乱之。此味非饴蜜也，必苦莱、亭历也。此则积辩累辞，离理失术，两未之议也，奚可以难夫道理之言乎哉？客议未及此论也。
韩非子生于周赧王三十五年（约公元前281年），卒于秦王政十四年（公元前233年），韩非为韩国公子（即国君之子），汉族，战国末期韩国人(今河南省新郑）。师从荀子，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、思想家，政论家和散文家，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，后世称“韩子”或“韩非子”，中国古代著名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。
《大辞海》：韩非（约前280—前233）战国末期哲学家，法家主要代表人物。出身韩国贵族。与李斯同师事荀子。曾多次上书建议韩王变法图强，不见用。著《孤愤》、《五蠹》、《说难》等十余万言以明志。受到秦王政重视，迫使韩王遣之入秦。旋因李斯、姚贾谗害，自杀于狱中，学说则成为秦国政治实践指导。吸收道、儒、墨各家思想，尤其有选择地接受前期法家思想，集法家学说之大成。主张“为治者……不务德而务法”（《韩非子·显学》），“赏厚而信，刑重而必”（《韩非子·定法》）。称法的制定，应“编著之图籍，设之于官府，而布之于百姓”（《韩非子·难三》）；法的施行，应“刑过不避大臣，赏善不遗匹夫”（《韩非子·有度》）。综合商鞅的“法”、申不害的“术”、慎到的“势”，提出以“法”为中心，“法、术、势”合一的君主统治术，强调加强中央集权，对后世影响很大。发展荀子哲学思想，以“道”为事物运动普遍规律，“理”为事物运动特殊规律，提出“缘道理以从事”（《韩非子·解老》）。主张用“参验”方法来验证人的认识。注意到事物的矛盾性，强调对立面不可调和，提出“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”（《韩非子·显学》）。认为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，人不免于利欲之心，人际关系是利益和利害关系，提出教育中须把握的原则是：不能指望人会自觉为善，却可以做到使人不为恶；强调严厉的教育，不相信道德和情感的作用，认为“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”（《韩非子·显学》）。出于统一思想和意志的需要，提出禁“二心私学”（《韩非子·诡使》），视儒墨各家私学为“愚诬之学，杂反之辞”（《韩非子·显学》），一律置于被禁绝之列。普通的文化知识和思想道德教育也不予认可，代之以“以法为教”、“以吏为师”。即教育内容为知法守法，安心耕战；实现教育的手段则在于官府和官吏。著作有《韩非子》传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