渔者垂钓于伊水之上。樵者过之,弛担息肩,坐于磐石之上,而问于渔者。
曰:“鱼可钩取乎?”
曰:“然。”
曰:“钩非饵可乎?”
曰:“否。”
曰:“非钩也,饵也。鱼利食而见害,人利鱼而蒙利,其利同也,其害异也。敢问何故?”
渔者曰:“子樵者也,与吾异治,安得侵吾事乎?然亦可以为子试言之。彼之利,犹此之利也;彼之害,亦犹此之害也。子知其小,未知其大。鱼之利食,吾亦利乎食也;鱼之害食,吾亦害乎食也。子知鱼终日得食为利,又安知鱼终日不得食为害?如是,则食之害也重,而钩之害也轻。子知吾终日得鱼为利,又安知吾终日不得鱼不为害也?如是,则吾之害也重,鱼之害也轻。以鱼之一身,当人之食,是鱼之害多矣;以人之一身,当鱼之一食,则人之害亦多矣。又安知钓乎大江大海,则无易地之患焉?鱼利乎水,人利乎陆,水与陆异,其利一也;鱼害乎饵,人害乎财,饵与财异,其害一也。又何必分乎彼此哉!子之言,体也,独不知用尔。”
樵者又问曰:“鱼可生食乎?”
曰:“烹之可也。”
曰:“必吾薪济子之鱼乎?”
曰:“然。“
曰:“吾知有用乎子矣。”
曰:“然则子知子之薪,能济吾之鱼,不知子之薪所以能济吾之鱼也。薪之能济鱼久矣,不待子而后知。苟世未知火之能用薪,则子之薪虽积丘山,独且奈何哉?”
樵者曰:“愿闻其方。”
曰:“火生于动,水生于静。动静之相生,水火之相息。水火,用也;草木,体也。用生于利,体生于害。利害见乎情,体用隐乎性。一性一情,圣人能成。子之薪犹吾之鱼,微火则皆为腐臭败坏,而无所用矣,又安能养人七尺之躯哉?”
樵者曰:“火之功大于薪,固已知之矣。敢问善灼物,何必待薪而后传?”
曰:“薪,火之体也。火,薪之用也。火无体,待薪然后为体;薪无用,待火然后为用。是故凡有体之物,皆可焚之矣。”
曰:“水有体乎?”
曰:“然。”
曰:“火能焚水乎?“
曰:“火之性,能迎而不能随,故灭。水之体,能随而不能迎,故热。是故有温泉而无寒火,相息之谓也。”
曰:“火之道生于用,亦有体乎?”
曰:“火以用为本,以体为末,故动。水以体为本,以用为末,故静。是火亦有体,水亦有用也。故能相济又能相息,非独水火则然,天下之事皆然,在乎用之何如尔。”
樵者曰:“用可得闻乎?”
曰:“可以意得者,物之性也。可以言传者,物之情也。可以象求者,物之形也。可以数取者,物之体也。用也者,妙万物为言者也,可以意得,而不可以言传。”
曰:“不可以言传,则子恶得而知之乎?”
曰:“吾所以得而知之者,固不能言传,非独吾不能传之以言,圣人亦不能传之以言也。”
曰:“圣人既不能传之以言,则六经非言也耶?”
曰:“时然后言,何言之有?”
樵者赞曰:“天地之道备于人,万物之道备于身,众妙之道备于神,天下之能事毕矣,又何思何虑!吾而今而后,知事心践形之为大。不及子之门,则几至于殆矣。”
乃析薪烹鱼而食之,饫而论《易》。
渔者与樵者游于伊水之上。渔者叹曰:“熙熙乎万物之多,而未始有杂。吾知游乎天地之间,万物皆可以无心而致之矣。非子则孰与归焉?”
樵者曰:“敢问无心致天地万物之方?”
渔者曰:“无心者,无意之谓也。无意之意,不我物也。不我物,然后定能物物。”
曰:“何谓我,何谓物?”
曰:‘以我徇物,则我亦物也;以物徇我,则物亦我也。我物皆致,意由是明。天地亦万物也,何天地之有焉?万物亦天地也,何万物之有焉?万物亦我也,何万物之有焉?我亦万物也,何我之有焉?何物不我?何我不物?如是则可以宰天地,可以司鬼神,而况于人乎?况于物乎?“
樵者问渔者曰:“天何依?”
曰:“依乎地。”
曰:“地何附?”
曰:“附乎天。”
曰:“然则天地何依何附?”
曰:“自相依附。天依形,地附气。其形也有涯,其气也无涯。有无之相生,形气之相息。终则有始,终始之间,其天地之所存乎?天以用为本,以体为末;地以体为本,以用为末。利用出入之谓神,名体有无之谓圣。唯神与圣,能参乎天地者也。小人则日用而不知,故有害生实丧之患也。夫名也者,实之客也;利也者,害之主也。名生于不足,利丧于有余。害生于有余,实丧于不足。此理之常也。养身者必以利,贪夫则以身殉,故有害生焉。立身必以名,众人则以身殉名,故有实丧焉。窃人之财谓之盗,其始取之也,唯恐其不多也。及其败露也,唯恐其多矣。夫贿之与赃,一物而两名者,利与害故也。窃人之美谓之徼,其始取之也,唯恐其不多也。及其败露,唯恐其多矣。夫誉与毁,一事而两名者,名与实故也。凡言朝者,萃名之地也;市者,聚利之地也。能不以争处乎其间,虽一日九迁,一货十倍,何害生实丧之有耶?是知争也者取利之端也,让也者趋名之本也。利至则害生,名兴则实丧。利至名兴,而无害生实丧之患,唯有德者能之。天依地,地会天,岂相远哉!”
渔者谓樵者曰:“天下将治,则人必尚行也;天下将乱,则人必尚言也。尚行,则笃实之风行焉;尚言,则诡谲之风行焉。天下将治,则人必尚义也;天下将乱,则人必尚利也。尚义,则谦让之风行焉;尚利,则攘夺之风行焉。三王,尚行者也;五霸,尚言者也。尚行者必入于义也,尚言者必入于利也。义利之相去,一何如是之远耶?是知言之于口,不若行之于身,行之于身,不若尽之于心。言之于口,人得而闻之,行之于身,人得而见之,尽之于心,神得而知之。人之聪明犹不可欺,况神之聪明乎?是知无愧于口,不若无愧于身,无愧于身,不若无愧于心。无口过易,无身过难,无身过易,无心过难。既无心过,何难之有!吁,安得无心过之人,与之语心哉!”
渔者谓樵者曰:“子知观天地万物之道乎?”
樵者曰:“未也。愿闻其方。”
渔者曰:“夫所以谓之观物者,非以目观之也,非观之以目,而观之以心也;非观之以心,而观之以理也。天下之物,莫不有理焉,莫不有性焉,莫不有命焉。所以谓之理者,穷之而后可知也;所以谓之性者,尽之而后可知也;所似谓之命者,至之而后可知也。此三知也,天下之真知也,虽圣人无以过之也。而过之者,非所以谓之圣人也。夫鉴之所以能为明者,谓其能不隐万物之形也。虽然鉴之能不隐万物之形,未若水之能一万物之形也。虽然水之能一万物之形,又未若圣人之能一万物情也。圣人之所以能一万物之情者,谓其圣人之能反观也。所以谓之反观者,不以我观物也。不以我观物者,以物观物之谓也。又安有我于其间哉?是知我亦人也,人亦我也。我与人皆物也。此所以能用天下之目为己之目,其目无所不观矣。用天下之耳为己之耳,其耳无所不听矣。用天下之口为己之口,其口无所不言矣。用天下之心为己之心,其心无所不谋矣。天下之观,其于见也,不亦广乎?天下之听,其于闻也,不亦远乎?天下之言,其于论也,不亦高乎?天下之谋,其于乐也,不亦大乎?夫其见至广,其闻至远,其论至高,其乐至大,能为至广、至远、至高、至大之事,而中无一为焉,岂不谓至神至圣者乎?非唯吾谓之至神至圣者乎,而天下谓之至神至圣者乎。非唯一时之天下渭之至神至圣者乎,而千万世之天下谓之至神圣者乎。过此以往,未之或知也已。”
樵者问渔者曰:“子以何道而得鱼?”
曰:“吾以六物具而得鱼。”
曰:“六物具也,岂由天乎?”
曰:“具六物而得鱼者,人也。具六物而所以得鱼者,非人也。”
樵者未达,请问其方。
渔者曰:“六物者,竿也,纶也,浮也,沉也,钩也,饵也。一不具,则鱼不可得。然而六物具而不得鱼者,非人也。六物具而不得鱼者有焉,未有六物不具而得鱼者也。是知具六物者,人也。得鱼与不得鱼,天也。六物不具而不得鱼者,非天也,人也。”
樵者曰:“人有祷鬼神而求福者,福可祷而求耶?求之而可得耶?敢问其所以。”
曰:“语善恶者,人也;福祸者,天也。天道福善而祸淫,鬼神岂能违天乎?自作之咎,固难逃已。天降之灾,禳之奚益?修德积善,君子常分。安有余事于其间哉!”
樵者曰:“有为善而遇祸,有为恶而获福者,何也?”
渔者曰:“有幸与不幸也。幸不幸,命也;当不当,份也。一命一份,人其逃乎?”
曰:“何谓份?何谓命?”
曰:“小人之遇福,非份也,有命也;当祸,份也,非命也。君子之遇祸,非份也,有命也;当福,份也,非命也。”
渔者谓樵者曰:“人之所谓亲,莫如父子也;人之所渭疏,莫如路人也。利害在心,则父子过路人远矣。父子之道,天性也。利害犹或夺之,况非天性者乎?夫利害之移人,如是之深也,可不慎乎?路人之相逢则过之,固无相害之心焉,无利害在前故也。有利害在前,则路人与父子,又奚择焉?路人之能相交以义,又何况父子之亲乎?夫义者,让之本也;利者,争之端也。让则有仁,争则有害。仁与害,何相去之远也!尧、舜亦人也。桀、纣亦人也,人与人同而仁与害异尔,仁因义而起,害因利而生。利不以义,则臣弑其君者有焉,子弑其父者有焉。岂若路人之相逢,一目而交袂于中逵者哉!”
樵者谓渔者曰:“吾尝负薪矣,举百斤而无伤吾之身,加十斤则遂伤吾之身,敢问何故?”
渔者曰:“樵则吾不知之矣。以吾之事观之,则易地皆然。吾尝钓而得大鱼,与吾交战。欲弃之,则不能舍,欲取之,则未能胜。终日而后获,几有没溺之患矣。非直有身伤之患耶?鱼与薪则异也,其贪而为伤则一也。百斤,力分之内者也,十斤,力分之外者也。力分之外,虽一毫犹且为害,而况十斤乎!吾之贪鱼亦何以异子之贪薪乎!”
邵雍(1011年—1077年),字尧夫,生于范阳(今河北涿州大邵村),幼年随父邵古迁往衡漳(今河南林县康节村),天圣四年(1026年),邵雍16岁,随其父到共城苏门山,卜居于此地。宋仁宗康定元年(1040年),邵雍30岁,游历河南,因将父母葬在伊水(河南境内南洛水支流)之上,遂而成为河南(今河南洛阳)人。少有志,喜刻苦读书并游历天下,并悟到"道在是矣",而后师从李之才学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与伏羲八卦,学有大成,并著有《皇极经世》、《观物内外篇》、《先天图》、《渔樵问对》、《伊川击壤集》、《梅花诗》等。宋仁宗皇祐元年(1049年)定居洛阳,以教授为生。嘉祐七年(1062年),移居洛阳天宫寺西天津桥南,自号安乐先生。出游时必坐一小车,由一人牵拉。宋仁宗嘉祐与宋神宗熙宁初,两度被举,均称疾不赴。熙宁十年(1077年)病卒,终年六十七岁。宋哲宗元祐中赐谥康节。
《大辞海》:邵雍(1011—1077)北宋哲学家、文学家。字尧夫,谥康节,其先范阳人,幼随父迁共城(今河南辉县市)。隐居苏门山百源之上,后人称为百源先生。屡授官不赴。后居洛阳,与司马光、吕公著等从游甚密。理学象数学派的创立者。根据《易传》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,参杂道教思想,虚构一宇宙构造图式和学说体系,以推衍解说自然和人事变化,形成他的象数之学(也叫“先天学”)。认为宇宙的本原是“太极”,亦即“道”、“心”。他说:“太极不动,性也;发则神,神则数,数则象,象则器,器则变,复归于神也。”(《皇极经世·观物外篇》)太极永恒不变,而天地万物则皆有消长、有终始,按照他所说的“先天图”循环变化。以为人类社会已盛极而衰,从中国古代有关三皇五帝等传说和某些历史现象出发,提出了“皇、帝、王、霸”四个时期的历史退化论。又长于歌诗,所作多直抒胸臆,不拘诗格,明白晓畅,自成一体。著作有《皇极经世》、《伊川击壤集》等。
《中国文学家大词典》:(1011——1077)字尧夫,祖籍范阳(今河北涿州),早年随父移居共城(今河南辉县)。读书苏门山百源上,学者称百源先生。李之才摄共城令,闻其好学,尝至其家,授以图书先天象数之学,妙悟神会,多有所得。皇祐初,定居洛阳,西京留守王拱辰为买天津桥西旧地,建屋三十间。雍自耕以供衣食,名其居曰安乐窝,自号安乐先生。仁宗嘉祐中,诏求天下遗逸,授将作监主簿。复举逸士,补颍州团练推官,称疾不赴,隐居洛阳几三十年。时富弼﹑司马光﹑吕公著退居洛中,常与之交游。熙宁十年卒,年六十七。元祐中,赐谥康节。邵雍为宋代理学象数体系开创者,也是理学诗派创始人。其诗作在南宋被称为“邵康节体”(严羽《沧浪诗话·诗体》),成为理学诗的代表。他主张作诗不必苦吟,随口成章,故在治学之馀积有大量诗篇,仅文集中即收诗一千五百馀首,所谓“平生无苦吟,书翰不求深”(《无苦吟》),“句会飘然得,诗因偶尔成”(《闲吟》),正是其创作情状之写照。他的诗歌几乎全为闲适之作,也有一些诗抒写理趣机锋,颇能在平畅的表达中显示出义理内蕴,如“弄假象真终是假,将勤补拙总输勤”(《弄笔吟》),“知行知止为圣者,能屈能伸是丈夫”(《代书寄前洛阳簿陆刚叔秘校》)。诗风以通俗明畅为特色,语言务求浅近,有的诗甚至如同白话。朱熹谓其诗“辞极卑,道理却密”(《朱子语类》卷一三六)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亦云:“邵子之诗,其源亦出白居易”,“意所欲言,自抒胸臆,原脱然于诗法之外。”(卷一五三)就是指这类言浅意深之诗而言。其流弊是一些诗大谈性理,率尔成章,缺乏文彩,如吟《三皇》﹑《五帝》诸诗,被人讥为有韵之语录(《围炉诗话》卷一)。邵雍的著述,有《皇极经世》六十二卷,古风﹑律诗二千篇,总题曰《击壤集》(程颢《邵尧夫先生墓志铭》,《郡斋读书志》卷一九作《击壤集》二十卷)。现存《皇极经世书》十二卷,有明刻本﹑正统《道藏》本;《伊川击壤集》二十卷,有宋刊本(残卷)﹑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元刊本﹑明初刊本﹑明隆庆刊本﹑毛晋汲古阁刊本﹑清康熙刊本等。1975年于江西星子县宋墓出土有《邵尧夫先生诗全集》九卷。《全宋诗》卷三六一至三八一录其诗二十一卷。《全宋文》卷九八六至九八七收其文二卷。事迹见程颢《邵康节先生墓志铭》(《明道集》卷四)﹑范祖禹《康节先生传》﹑《宋史》卷四二七本传。另有佚名编《邵康节先生年谱》一卷,附于《康节外集》。(许总)出自:《中国文学家大辞典·宋代卷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