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文源
今天是：月日 生肖
百川异趋，必会于海，然后九洲无浸淫之患；万国殊途，必通诸夏，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，会通之义大矣哉！
自书契以来，立言者虽多，惟仲尼以天纵之圣，故总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而会于一手，然后能同天下之文，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，然后能极古今之变。是以其道光明，百世之上，百世之下不能及。
仲尼既没，百家诸子兴焉，各效《论语》以空言著书（《论语》门徒集仲尼语），至于历代实迹，无所纪系；迨汉建元元封之后，司马氏父子出焉。司马氏世司典籍，工于制作，故能上稽仲尼之意，会《诗》《书》《左传》《国语》《世本》《战国策》《楚汉春秋》之言，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，勒为一书，分为五体：“本纪”纪年，“世家”传代，“表”以正历，“书”以类事，“传”以著人，使百代而下，史官不能易其法，学者不能舍其书。《六经》之后，惟有此作。故谓周公五百岁有孔子，孔子五百岁在斯！是其所以自待者不浅。
然大著述者，必深于博雅，而尽见天下之书，然后无遗恨。当迁之时，挟书之律初除，得书之路未广，亘三千年之史籍，而局蹐于七八种书，所可为迁恨者，博不足也。凡著书者，虽采前人之书，必自成一家言。左氏，楚人也，所见多矣，而其书尽楚人之辞；公羊，齐人也，所见闻多矣，而其书皆齐人之语。今迁书全用旧文，间以俚语，良由采摭未备，笔削不遑，故曰：“予不敢坠先人之言，乃述故事，整齐其传，非所谓作也”。刘知已亦讥其多聚旧记，时插杂言。所可为迁恨者，雅不足也。大抵开基之人不免草创，全属继志之士为之弥缝。晋之《乘》楚之《梼杌》，鲁之《春秋》，其实一也。《乘》《梼杌》无善后之人，故其书不行。《春秋》得仲尼推挽于前，左氏推之于后，故其书与日月并传。不然，则一卷书目，安能行于世！
自《春秋》之后，惟《史记》擅制作之规模。不幸班固非其人，遂失会通之旨，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。班固者，浮华之土也，全无学术，专事剽窃。肃宗问以制礼作乐之事，固对以在京诸儒必能知之。傥臣邻皆如此，则顾问何取焉？及诸儒各有所陈，固惟窃叔孙通十二篇之仪，以塞白而已。肃宗知其浅陋，故语窦宪曰：“公爰班固而忽崔骃，此叶公之好龙也。”固于当时，已有定价；如此人材，将何著述！《史记》一书，功在十《表》，犹衣裳之有冠冕，木水之有本原，班固不通，旁行邪上，以古今人物强立差等，且谓汉绍尧运，自当继尧，非迁作《史记》厕于秦项，此则无稽之谈也。由其断汉为书，是致周秦不相因，古今成间隔。自高祖至武帝，凡六世之前，尽窃迁书，不以为惭；自昭帝至平帝，凡六世，资于贾逵刘韵，复不以为耻。况又有曹大家终篇，则固之自为书也几希！往往出固之胸中者，《古今人表》耳，他人无此谬也。后世众手修书，道傍筑室；掠人之文，窃钟掩耳，皆固之作俑也。固之事业如此，后来史家奔走班固而不暇，何能测其深浅！迁之于固，如龙之于猪，奈何诸史弃迁而用固，刘知已之徒尊班而抑马，且善学司马迁者，莫如班彪。彪续迁书，自孝武至于后议，欲令后人之续已，如已之续迁；既无衍文，又无绝绪，世世相承，如出一手，善乎其继志也，其书不可得而见。所可见者，元成二帝赞耳。皆于本纪之外，别记所闻，可谓深入太史公之阃奥矣。
凡左氏之有“君子曰”者，皆经之新意；《史记》之有“太史公曰”者，皆史之外事，不为褒贬也。间有及褒贬者，褚先生之徒杂之耳。且纪传之中，既载善恶，足为鉴戒，何必于纪传之后更加褒贬？此乃诸生决科之文，安可施于著述？殆非迁彪之意。况谓之赞，岂有贬辞？后之史家，或谓之“论”，或谓之“序”，或谓之“铨”，或谓之“评”，皆效班固，臣不得不剧论固也。司马谈有其书，而司马迁能成其父志；班彪有其业，而班固不能读父之书。固为彪之子，既不能保其身，又不能传其业，又不能教其子，为人如此，安在乎言天下法！范晔陈寿之徒继踵，率皆轻薄无行，以速罪辜，安在乎笔削而为信史也！
孔子曰：“殷因于夏礼，所损益，可知也；周因于殷礼，所损益，可知也。”此言相因也。自班固断代为史，无复相因之义，虽有仲尼之圣，亦莫知其损益，会通之道，自此失矣！语其同也，则纪而复纪，一帝而有数纪；传而复传，一人而有数传。天文者，千古不易之象，而世世作《天文志》；《洪范五行》者，一家之书，而世世序《五行传》。如此之类，岂胜繁文？语其异者，则前王不列于后王，后事不接于前事，郡县各为区域，而昧迁革之源；礼乐自为更张，遂成殊俗之政。如此之类，岂胜断绠！
曹魏指吴蜀为寇，北朝指东晋为僭；南谓北为索虏，北谓南为岛夷。《齐史》称梁军为义军，谋人之国可谓义乎？《隋书》称唐兵为义兵，伐人之君可以为义乎？房玄龄董史册，故房彦谦擅美名；虞世南预修书，故虞荔虞寄有嘉传。甚者，桀犬吠尧，吠非其主；《晋史》党晋而不有魏，凡忠于魏者，目为叛臣，王凌诸葛诞毋邱俭之徒抱屈黄壤；《齐史》党齐而不有宋，凡忠于宋者，目为逆党，袁粲刘秉沈攸之之徒含冤九泉。噫！天日在上，安可如斯？似此之类，历世有之。伤风败义，莫大乎此！
迁法既失，固弊日深，自东都至江左，无一人能觉其非。惟梁武帝为此慨然，乃命吴均作《通史》，上自太初，下终齐室，书未成而均卒。隋杨素又奏令陆从典续《史记》讫于隋，书未成而免官。岂天之勒斯文而不传与？抑非其人而不佑之与？自唐之后，又莫觉其非，凡秉史笔者，皆准《春秋》，专事褒贬。夫《春秋》以约文见义，若无传释，则善恶难明；史册以详文该事，善恶已彰，无待美刺。读萧曹之行事，岂不知其忠良？见莽卓之所为，岂不知其凶逆？夫史者，国之大典也，而当职之人，不知留意于宪章，徒相尚于言语，正犹当家之妇，不事饔飧，专鼓唇舌，纵然得胜，岂能肥家？此臣之所深耻也。
江淹有言：“修史之难，无出于志。”诚以志者，宪章所系，非老于典故者，不能为也。不比纪传，纪则以年系事，传则以事系人，儒学之士皆能为之。惟有志难，其次如表，所以范晔陈寿之徒能为纪传而不敢作表志。志之大原，起于《尔雅》，司马迁曰“书”，班固曰“志”，蔡邕曰“意”，华峤曰“典”，张勃曰“录”，何法盛曰“说”，余史并承班固，谓之“志”，皆详于浮言，略于事实，不足以尽《尔雅》之义。臣今总天下学术而倏其纲目，名之曰“略”。凡二十略，百代之宪章，学者之能事，尽于此矣！其五略，汉唐诸儒所得而闻；其十五略，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。
生民之本，在于姓氏；帝王之制，各有区分。男子称氏，所以别贵贱；女子称姓，所以别婚姻，不相紊滥。秦并六国，姓氏混而为一。自汉至唐，历世有其书，而皆不明姓氏。原此一家之学，倡于左氏，因生赐姓，胙士命氏，又以字以谥为官，以邑命氏，邑亦士也。左氏所言，惟兹五者。臣今所推，有三十二类，左氏不得有闻，故作《氏族略》。
书契之本，见于文字。独体为文，合体为字。文有子母，主类为母，从类为子。凡为字书者，皆不识子母。文字之本，出于六书。象形，指事，文也；会意，谐声，转注，字也；假借者，文与字也。原此一家之学，亦倡于左氏。然止戈为武，不识谐声；反正为乏，又昧象形。左氏既不别其源，后人何能别其流？是致小学一家，皆成卤莽。经旨不明，穿凿蜂起，尽由于此。臣于是驱天下文字尽归六书。军律既明，士乃用命，故作《六书略》。
天籁之本，自成经纬。纵有四声以成经，横有七音以成纬。皇颉制字，深达此机；江左四声，反没其旨。凡为韵书者，皆有经无纬。字书眼学，韵书耳学。眼学以母为主，耳学以子为主。母主形，子主声，二家俱失所主。今欲明七音之本，扩六合之情，然后能宣仲尼之教，以及人间之俗，使裔夷之俘皆知礼，故作《七音略》。
天文之家，在于图象。民事必本于时，时序必本于天。为天文志者，有义无象，莫能知天。臣今取隋丹元子《步天歌》，句中有图，言下成象；灵台所用，可以仰观。不取甘石本经，惑人以妖妄，速人于罪累，故作《天文略》。
地理之家，在于封圻。而封圻之要，在于山川。《禹贡》九洲，皆以山川定其经界。九洲有时而移，山川千古不易，是故《禹贡》之图，至今可别。班固《地理》主于郡国，无所底止，虽有其书，不如无也。后之史氏，正以方隅；郡国并迁，方偶颠错，皆因司马迁无地理书，班固为之创始，至此一家，俱成谬举。臣今准《禹贡》之书而理川源，本《开元十道图》，以续古今，故作《地理略》。
都邑之本，金汤之业。史氏不书，《黄图》难考。臣上稽三皇五帝之形势，远探四夷八蛮之巢穴，仍以梁汴者，四朝旧都，为痛定之戒；南阳者，疑若可为中原之新宅，故作《都邑略》。
谥法一家，国之大典。史氏无其书，奉常失其旨。周人以讳事神，谥法之所由起也。古之帝王，存亡皆用名。自尧舜禹汤至于桀纣，皆名也。周公制礼，不忍名其先君；武王受命后，乃追谥太王王季文王，此谥法所由立也。本无其书，后世伪作周公谥法，欲以生前之善恶，为死后之劝惩。且周公之意，既不忍称其名，岂忍称其恶？如是，则《春秋》为尊者讳，不可行乎周公矣，此不道之言也。幽厉恒灵之字，本无凶义，谥法欲名其恶，则引辞以迁就其意。何为皇额制字，使字与义合，而周公作法，使字与义离？臣今所纂，并以一字见义，削去引辞，而除其曲说，故作《谥法》。
祭器者，古人饮食之器也。今之祭器，出于礼图，徒务说义，不思适用。形制既乘，岂便歆享？夫祭器尚象者，古之道也。器之大者如罍，故取诸云山；其次莫如尊，故取诸牛象；其次莫如彝，故取诸鸡凤；最小者莫如爵，故取诸雀。其制皆象其形，凿项及背以出内酒。惟刘杳能说其义，故引鲁郡地中所得齐子尾送女器有“牺尊”及齐景公家书所得“牛尊”“象尊”以为证，其义甚明，世莫能用。故作《器服略》。
乐以诗为本，诗以声为用。风土之音曰“风”，朝廷之音曰“雅”，宗庙之音曰“颂”。仲尼编《诗》，为正乐也。以风雅颂之歌，为燕享祭祀之乐。工歌《鹿鸣》之三，笙吹《南陔》之三，歌间《鱼丽》之三，笙间《崇邱》之三，此大合乐之道。古者丝竹有谱无辞，所以六笙但存其名。序《诗》之人，不知此理，谓之有其义而亡其辞。良由汉立齐鲁韩毛四家博士，各以义言《诗》，遂使声歌之道微。至后汉之末，《诗》三百仅能传《鹿鸣》《驺虞》《伐檀》《文王》四篇之声而已。太和末，又失其三，至晋室，《鹿呜》一篇又无传。自《鹿鸣》不传，后世不复闻诗。然诗者，人心之乐也，不以世之兴衰而存亡。继风雅之作者，乐府也。史家不明仲尼之意，弃乐府不收，乃取工伎之作以为志。臣旧作《系声乐府》以集汉魏之辞，正为此也。今取篇目以为次，曰乐府正声者，所以明风雅；曰祀享正声者，所以明颂。又以琴操明丝竹，以遗声准逸诗。语曰：“&;;#；韶’，尽美矣，又尽善也；&;;#；武’，尽美矣，未尽善也”。此仲尼所以正舞也。“韶”即文舞，“武”即武舞。古乐甚希，而文武二舞犹传于后世。良由有节而无辞，不为以说家所惑，故得全仲尼之意。五声八音，十二律者，乐之制也，故作《乐略》。
学术之苟且，由源流之不分。书籍之散亡，由编次之无纪。《易》虽一书，而有十六种学：有传学，有注学，有章句学，有图学，有数学，有谶纬学，总得总言《易》类乎？《诗》虽一书，而有十二种学：有诂训学，有传学，有注学，有图学，有谱学，有名物学，总得总言《诗》类乎？道家则有道书，有道经，有科仪，有符篆，有吐纳丹田，有炉火外丹，凡二十五种，皆道家，而浑为一家，可乎？医方则有脉经，有灸经，有本草，有方书，有炮炙，有病源，有妇人，有小儿，凡二十六种，皆医家，而浑为一家，可乎？故作《艺文略》。
册府之藏，不患无书；校雠之司，未闻其法。欲三馆无素餐之人，四库无蠹鱼之简，千章万卷，日见流通，故作《校雠略》。
河出《图》，天地有自然之象，图谱之学由此而兴；洛出《书》，天地有自然之文，书籍之学由此而出。图成经，书成纬，一经一纬，错综而成文。古之学者，左图右书，不可偏废。刘氏作《七略》，收书不收图；班固即其书为《艺文志》。自此以还，图谱日亡，书籍日冗，所以困后学而坠良材者，皆由于此。何哉？即图而求易；即书而求难。舍易从难，成功者少。臣乃立书二记：一曰记有，记今之所有者，不可不聚；二曰记无，记今所无者，不可不求。故作《图谱略》。
方册者，古人之言语；款识者，古人之貌。方册所载，经数千万传；款识所勒，犹存其旧。盖金石之功，寒暑不变，以兹稽古，庶不失真。今艺文有志，而金石无纪。臣于是采三皇五帝之泉币，三王之鼎彝，秦人之石鼓，汉魏之丰碑。上自苍颉石室之文，下逮唐人之书，各列其人而名其地，故作《金石略》。
《洪范五行传》者，巫瞽之学也。历代史官皆本之以作五行志。天地之间，灾祥万种；人间祸福，冥不可知，若之何一虫之妖，一物之戾，皆绳之于五行！又若之何晋厉公一视之远，周单子一言之徐，而能关于五行之沴乎？晋申公一衣之偏，郑子臧一冠之异，而能关于五行之沴乎？董仲舒以阴阳之学，倡以此说，本于《春秋》，牵和附会。历代史官，自愚其心目，俯首以受笼罩而欺天下。臣故削去五行，而作《灾祥略》。
语言之理易推，名物之状难识。农圃之人识田野之物，而不达《诗》《书》之旨；儒生达《诗》《书》之旨，而不识田野之物。五方之名本殊，万物之形不一，必广览动植，洞见幽潜，通鸟兽之情状，察草本之精神，然后参之载籍，明其品汇，故作《昆虫草木略》。
凡十五略，出臣胸臆，不涉汉唐诸儒议论。《礼略》所以叙五礼，《职官略》所以秩百官，《选举略》言抡材方，《刑法略》言用刑之术，《食货略》言财货之源流，凡兹五略，虽本前人之典，亦非诸史之文也。
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。《书大传》曰：“天子有问无对，责之疑；有志而不志，责之丞。”是以宋郑之史，皆谓之志。太史公更志为记，今谓之志，本其旧也。桓君山曰：“太史公《三代世表》旁行邪上，并效《周谱》。”古者纪年别系之书谓之谱，太史公改而为表，今复表为谱，率从旧也。然西周经幽王之乱，纪载无传，故《春秋》编年以东周为始。自皇甫谧作《帝王世纪》及《年历》，上极三皇，谯周陶弘景之徒，皆有其书。学者疑之，而以太史公编年为正，故其年始于共和。然共和之名，已不可据，况其年乎？仲尼著书，断自唐虞，而纪年始于鲁隐，以西周之年无所考也。今之所谱，自《春秋》前称世，谓之世谱；《春秋》之后称年，谓之年谱。太史公纪年以六甲，后之纪年者以六十甲，或不用六十甲而用岁阴岁阳之名。今之所谱，即太史公法，既简且明，循环无滞。礼言临文不讳，谓私讳不可施之于公也。若庙讳，则无所不避。自汉唐，史官皆避讳，惟《新唐书》无所避。臣今所修，准旧例，间有不得而避者，如谥法之类，改易本字，则其义不行，故亦唐旧（汉景帝名启，改启为开；安帝名庆，改庆为贺；唐太祖名虎，改虎为武；高祖名渊，改渊为水。若章怀太子注《后汉书》，则濯龙渊不得而为讳；杜佑作《通典》，则虎贲不得而讳）。
夫学术超诣，本乎心识，如人入海，一人一深。臣之二十略，皆臣自有所得，不用旧史之文。纪传者，编年纪事之实迹，自有成规，不为智而增，不为愚而减，故于纪传即其旧文，从而损益。若纪有诏之辞，传书有疏之章，入之为书，则据实事；慎之别录，则见类例。《唐书》《五代史》皆本朝大臣所修，微臣所不敢议，故纪传讫隋。若礼乐政刑，务存因革，故引而至唐云。
呜呼！酒醴之未，自然浇漓；学术之末，自然浅近；九流设教，至未皆弊。然他教之弊，惟在典刑；惟儒一家，去本太远。此理何由？班固有言：“自武帝立五经博士，开第子员，设科射策，劝以官禄，讫于元始，百有余年。传业者寝盛，枝叶繁滋，一经说至百余万言，大师众至千余人，盖禄利之路然也。”且百年之间，其患如此；千载之后，弊将若何？况禄利之路，必由科目；科目之设，必由乎文辞。三百篇之《诗》，尽在声歌，自置《诗》博士以来，学者不闻一篇之《诗》；六十四卦之《易》，该于象数，自置《易》博士以来，学者不见一卦之《易》。皇颉制字，尽由六书，汉立小学，凡文字之家，不明一字之宗。伶伦制律，尽本七音；江左置声韵，凡音律一家，不达一音之旨。经既苟且，史又荒唐，如此流离，何时返本？道于污隆存乎时，时之通塞存乎数，儒学之弊，至此而极！寒极则暑来，否极则泰来，此自然之道也。臣蒲柳之质，无复余龄，蔡藿之心，惟期盛世！谨序。
郑樵（崇宁三年三月三十日（1104年4月26日）～绍兴三十二年三月七日（1162年4月26日）），别名夹漈先生，出生于兴化军莆田（福建莆田），主要成就为编著《通志》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