承教，谕以“定性未能不动，犹累于外物”，此贤者虑之熟矣，尚何俟小子之言！然尝思之矣，敢贡其说于左右。
　　所谓定者，动亦定，静亦定；无将迎，无内外。
　　苟以外物为外。牵己而从之，是以己性为有内外也。且以己性为随物于外。则当其在外时，何者为在内？是有意于绝外诱，而不知性之无内外也。既以内外为二本，则又乌可遽语定哉？
　　夫天地之常，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，圣人之常，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，故君子之学，莫若廓然而大公，物来而顺应，《易》曰：“贞吉悔亡，憧憧往来，朋从尔思。”苟规规于外诱之除，将见灭于东而生于西也。非惟日之不足，顾其端无穷，不可得而除也。
　　人之情各有所蔽，故不能适道，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，自私则不能以有为为应迹，用智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。今以恶外物之心，而求照无物之地，是反鉴而索照也。《易》曰：“艮其背，不获其身。行其庭，不见其人。”孟氏亦曰：“所恶于智者，为其凿也。”与其非外而是内，不若内外之两忘也。两忘则澄然无事矣。无事则定，定则明，明则尚何应物之为累哉？
　　圣人之喜，以物之当喜，圣人之怒，以物之当怒，是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，而系于物也。是则圣人岂不应于物哉？乌得以从外者为非，而更求在内者为是也。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，而视圣人喜怒之正为何如哉？夫人之情，易发而难制者，唯怒为甚。第能于怒时，遽忘其怒，而观理之是非，亦可见外诱之不足恶，而于道亦思过半矣。
　　心之精微，口不能宜，加之素拙于文辞，又吏事匆匆，未能精虑，当否，伫报。然举大要，亦当近之矣。道近求远，古人所非，惟聪明裁之。
　　

　　程颢（1032-1085），北宋哲学家、教育家、北宋理学的奠基者。字伯淳，学者称明道先生。洛阳（今属河南）人。神宗朝任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。反对王安石新政。提出“天者理也”和“只心便是天，尽之便知性”的命题，认为“仁者浑然与物同体，义礼知信皆仁也”，识得此理，便须“以诚敬存之”（同上）。倡导“传心”说。承认“天地万物之理，无独必有对”。
　　程颢学说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，后来为朱熹所继承和发展，世称程朱学派。其亲撰及后人集其言论所编的著述书籍，收入《二程全书》。

《大辞海》：程颢（1032—1085）北宋理学家。字伯淳，世称明道先生，洛阳(今属河南)人。嘉祐进士。熙宁初为太子中允、监察御史里行，后与王安石政见不合，出为州县官吏，历签书镇宁军判官、知扶沟县。哲宗立，召为宗正丞，未行而卒。与弟颐受业于周敦颐，同为北宋理学奠基者，世称颢为“大程”，颐为“小程”，合称“二程”，其学被称为“洛学”，后人合编二程言论和著作为《二程全书》。

《中國歷代人名大辭典：》【生卒】：1032—1085
宋洛陽人，字伯淳，世稱明道先生。程珦子。仁宗嘉祐間進士。調鄠縣、上元主簿。神宗熙寧初，為太子中允、監察御史里行。數為神宗召見，常以正心窒欲、求賢育材進說。后與王安石新法不合，出簽書鎮寧軍判官，知扶溝縣。哲宗立，召為宗正丞，未行卒。寧宗嘉定中謚“純”。早年與弟程頤同受業于周敦頤，世稱二程，同為理學奠基人。其學說以“天理”為自然界與社會之最高原則，“天”即“理”即“心”，“天人本無二”，于倫理則為“三綱五常”。其言論著作，后人編有《遺書》、《文集》、《經說》等，收入《二程全書》。
《全宋詩：》程顥（一○三二～一○八五），字伯淳，學者稱明道先生，河南（今河南洛陽）人。仁宗嘉祐二年（一○五七）進士。歷鄠縣、上元主簿，澤州晉城令。神宗熙寧二年（一○六九）以呂公著薦，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。三年，因與新法不合，懇求外任，除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，固辭，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（《續資治通鑒長編》卷二一○）。七年，監西京洛河抽稅竹木務。元蚟元年（一○七八）知扶溝縣。三年，罷歸居洛講學。六年，監汝州酒稅。八年，哲宗立，召爲宗正寺丞，未行而卒，年五十四。程顥與其弟程頤同爲理學奠基人，早年從周敦頤學，世並稱二程。著有《明道先生文集》，由門人整理其日常講錄、經說等，後人與程頤著作同編入《二程全書》。《宋史》卷四二七、《東都事略》卷一一四、《名臣碑傳琬琰集》下集卷二一有傳。程顥詩，以影印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爲底本，校以明弘治八年陳宣刻本（簡稱弘治本、藏北京大學圖書館）、明萬曆二十年蔣春芳刻本（簡稱萬曆本，藏北京圖書館）、清同治十年涂宗瀛六安求我齋刻本（簡稱涂本），並從《後村千家詩》等書輯得集外詩三首，合編爲一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