晋既克楚于鄢，使郤至告庆于周。未将事，王叔简公饮之酒，交酬好货皆厚，饮酒宴语相说也。明日，王叔子誉诸朝。
　　郤至见邵桓公，与之语。邵公以告单襄公曰：“王叔子誉温季，以为必相晋国，相晋国必大得诸侯，劝二三君子必先导焉，可以树。今夫子见我，以晋国之克也，为己实谋之，曰：‘微我，晋不战矣！楚有五败，晋不知乘，我则强之。背宋之盟，一也；德薄而以地赂诸侯，二也；弃壮之良而用幼弱，三也；建立卿士而不用其言，四也；夷、郑从之，三陈而不整，五也。罪不由晋，晋得其民，四军之帅，旅力方刚，卒伍治整，诸侯与之。是有五胜也：有辞，一也，得民，二也；军帅强御，三也；行列治整，四也；诸侯辑睦，五也。有一胜犹足用也，有五胜以伐五败，而避之者，非人也。不可以不战。栾、范不欲，我则强之。战而胜，是吾力也。且夫战也微谋，吾有三伐；勇而有礼，反之以仁。吾三逐楚军之卒，勇也；见其君必下而趋，礼也；能获郑伯而赦之，仁也。若是而知晋国之政，楚、越必朝。’
　　“吾曰：‘子则贤矣。抑晋国之举也，不失其次，吾惧政之未及子也。’谓我曰：‘夫何次之有？昔先大夫荀伯自下军之佐以政，赵宣子未有军行而以政，今栾伯自下军往。是三子也，吾又过于四之无不及。若佐新军而升为政，不亦可乎？将必求之。’是其言也，君以为奚若？”
　　襄公曰：“人有言曰‘兵在其颈’，其郤至之谓乎！君子不自称也，非以让也，恶其盖人也。夫人性，陵上者也，不可盖也。求盖人，其抑下滋甚，故圣人贵让。且谚曰：‘兽恶其网，民恶其上。’《书》曰：‘民可近也，而不可上也。’《诗》曰：‘恺悌君子，求福不回。’在礼，敌必三让，是则圣人知民之不可加也。故王天下者必先诸民，然后庇焉，则能长利。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，是求盖七人也，其亦有七怨。怨在小丑，犹不可堪，而况在侈卿乎？其何以待之？
　　“晋之克也，天有恶于楚也，故儆之以晋。而郤至佻天之功以为已力，不亦难乎？佻天不祥，乘人不义，不祥则天弃之，不义则民叛之。且郤至何三伐之有？夫仁、礼、勇，皆民之为也。以义死用谓之勇，奉义顺则谓之礼，畜义丰功谓之仁。奸仁为佻，奸礼为羞，奸勇为贼。夫战，尽敌为上，守和同顺义为上。故制戎以果毅，制朝以序成。叛战而擅舍郑君，贼也；弃毅行容，羞也；叛国即仇，佻也。有三奸以求替其上，远于得政矣。以吾观之，兵在其颈，不可久也，虽吾王叔未能违难。在《太誓》曰：‘民之所欲，天必从之。’王叔欲郤至，能勿从乎？”
　　郤至归，明年死难。及伯舆之狱，王叔陈生奔晋。

《国语》是春秋时期左丘明所撰的一部国别体著作。宋代以来，包括康有为在内的多位学者怀疑《国语》为西汉刘歆的伪作。该著作记录范围为上起周穆王十二年（前990）西征犬戎（约前947年），下至智伯被灭（前453年）。《国语》中包括各国贵族间朝聘、宴飨、讽谏、辩说、应对之辞以及部分历史事件与传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