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，二柄而已矣。二柄者，刑德也。何谓刑德？曰：杀戮之谓刑，庆赏之谓德。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，故人主自用其刑德，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。故世之奸臣则不然，所恶，则能得之其主而罪之；所爱，则能得之其主而赏之；今人主非使赏罚之威利出于已也，听其臣而行其赏罚，则一国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，归其臣而去其君矣。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。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，爪牙也。使虎释其爪牙而使狗用之，则虎反服于狗矣。人主者，以刑德制臣者也。今君人者释其刑德而使臣用之，则君反制于臣矣。故田常上请爵禄而行之群臣，下大斗斛而施于百姓，此简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，故简公见弑。子罕谓宋君曰：“夫庆赏赐予者，民之所喜也，君自行之；杀戮刑罚者，民之所恶也，臣请当之。”于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，故宋君见劫。田常徒用德而简公弑，子罕徒用刑而宋君劫。故今世为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，则是世主之危甚于简公、宋君也。故劫杀拥蔽之主非失刑德，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，则未尝有也。
　　人主将欲禁奸，则审合刑名者，言异事也。为人臣者陈而言，君以其言授之事，专以其事责其功。功当其事，事当其言，则赏；功不当其事，事不当其言，则罚。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则罚，非罚小功也，罚功不当名也；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罚，非不说于大功也，以为不当名也。害甚于有大功，故罚。昔者韩昭侯醉而寝，典冠者见君之寒也，故加衣于君之上，觉寝而说，问左右曰：“谁加衣者？”左右对曰：“典冠。”君因兼罪典衣与典冠。其罪典衣，以为失其事也；其罪典冠，以为越其职也。非不恶寒也，以为侵官之害甚于寒。故明主之畜臣，臣不越官而有功，不得陈言而不当。越官则死，不当则罪。守业其官，所言者贞也，则群臣不得朋党相为矣。
　　人主有二患：任贤，则臣将乘于贤以劫其君；妄举，则事沮不胜。故人主好贤，则群臣饰行以要君欲，则是群臣之情不效；群臣之情不效，则人主无以异其臣矣。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；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；齐桓公妒外而好内，故竖刁自宫以治内；桓公好味，易牙蒸其子首而进之；燕子哙好贤，故子之明不受国。故君见恶，则群臣匿端；君见好，则群臣诬能。人主欲见，则群臣之情态得其资矣。故子之托于贤以夺其君者也，竖刁、易牙，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。其卒，子哙以乱死，桓公虫流出户而不葬。此其故何也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。人臣之情非必能爱其君也，为重利之故也。今人主不掩其情，不匿其端，而使人臣有缘以侵其主，则群臣为子之、田常不难矣。故曰：去好去恶，群臣见素。群臣见素，则大君不蔽矣。

　　韩非子生于周赧王三十五年（约公元前281年），卒于秦王政十四年（公元前233年），韩非为韩国公子（即国君之子），汉族，战国末期韩国人(今河南省新郑）。师从荀子，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、思想家，政论家和散文家，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，后世称“韩子”或“韩非子”，中国古代著名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。

《大辞海》：韩非（约前280—前233）战国末期哲学家，法家主要代表人物。出身韩国贵族。与李斯同师事荀子。曾多次上书建议韩王变法图强，不见用。著《孤愤》、《五蠹》、《说难》等十余万言以明志。受到秦王政重视，迫使韩王遣之入秦。旋因李斯、姚贾谗害，自杀于狱中，学说则成为秦国政治实践指导。吸收道、儒、墨各家思想，尤其有选择地接受前期法家思想，集法家学说之大成。主张“为治者……不务德而务法”（《韩非子·显学》），“赏厚而信，刑重而必”（《韩非子·定法》）。称法的制定，应“编著之图籍，设之于官府，而布之于百姓”（《韩非子·难三》）；法的施行，应“刑过不避大臣，赏善不遗匹夫”（《韩非子·有度》）。综合商鞅的“法”、申不害的“术”、慎到的“势”，提出以“法”为中心，“法、术、势”合一的君主统治术，强调加强中央集权，对后世影响很大。发展荀子哲学思想，以“道”为事物运动普遍规律，“理”为事物运动特殊规律，提出“缘道理以从事”（《韩非子·解老》）。主张用“参验”方法来验证人的认识。注意到事物的矛盾性，强调对立面不可调和，提出“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”（《韩非子·显学》）。认为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，人不免于利欲之心，人际关系是利益和利害关系，提出教育中须把握的原则是：不能指望人会自觉为善，却可以做到使人不为恶；强调严厉的教育，不相信道德和情感的作用，认为“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”（《韩非子·显学》）。出于统一思想和意志的需要，提出禁“二心私学”（《韩非子·诡使》），视儒墨各家私学为“愚诬之学，杂反之辞”（《韩非子·显学》），一律置于被禁绝之列。普通的文化知识和思想道德教育也不予认可，代之以“以法为教”、“以吏为师”。即教育内容为知法守法，安心耕战；实现教育的手段则在于官府和官吏。著作有《韩非子》传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