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文源
今天是：月日 生肖
国无常强，无常弱。奉法者强，则国强；奉法者弱，则国弱。荆庄王并国二十六，开地三千里；庄王之氓社稷也，而荆以亡。齐桓公并国三十，启地三千里；桓公之氓社稷也，而齐以亡。燕襄王以河为境，以蓟为国，袭涿、方城，残齐，平中山，有燕者重，无燕者轻；襄王之氓社稷也，而燕以亡。魏安釐王攻燕救赵，取地河东；攻尽陶、魏之地；加兵于齐，私平陆之都；攻韩拔管，胜于淇下；睢阳之事，荆军老而走；蔡、召陵之事，荆军破；兵四布于天下，威行于冠带之国；安釐王死而魏以亡。故有荆庄、齐桓公，则荆、齐可以霸；有燕襄、魏安釐，则燕、魏可以强。今皆亡国者，其群臣官吏皆务所以乱而不务所以治也。其国乱弱矣，又皆释国法而私其外，则是负薪而救火也，乱弱甚矣！
故当今之时，能去私曲就公法者，民安而国治；能去私行行公法者，则兵强而敌弱。故审得失有法度之制者，加以群臣之上，则主不可欺以诈伪；审得失有权衡之称者，以听远事，则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轻重。今若以誉进能，则臣离上而下比周；若以党举官，则民务交而不求用于法。故官之失能者其国乱。以誉为赏，以毁为罚也，则好赏恶罚之人，释公行，行私术，比周以相为也。忘主外交，以进其与，则其下所以为上者薄也。交众、与多，外内朋党，虽有大过，其蔽多矣。故忠臣危死于非罪，奸邪之臣安利于无功。忠臣之所以危死而不以其罪，则良臣伏矣；奸邪之臣安利不以功，则奸臣进矣。此亡之本也。若是，则群臣废法而行私重，轻公法矣。数至能人之门，不一至主之廷；百虑私家之便，不一图主之国。属数虽多，非所尊君也；百官虽具，非所以任国也。然则主有人主之名，而实托于群臣之家也。故臣曰：亡国之廷无人焉。廷无人者，非朝廷之衰也；家务相益，不务厚国；大臣务相尊，而不务尊君；小臣奉禄养交，不以官为事。此其所以然者，由主之不上断于法，而信下为之也。故明主使法择人，不自举也；使法量功，不自度也。能者不可弊，败者不可饰，誉者不能进，非者弗能退，则君臣之间明辩而易治，故主仇法则可也。
贤者之为人臣，北面委质，无有二心。朝廷不敢辞贱，军旅不敢辞难；顺上之为，从主之法，虚心以待令，而无是非也。故有口不以私言，有目不以私视，而上尽制之。为人臣者，譬之若手，上以修头，下以修足；清暖寒热，不得不救；镆铘傅体，不敢弗搏慼，无私贤哲之臣，无私事能之士。故民不越乡而交，无百里之感。贵贱不相逾，愚智提衡而立，治之至也。今夫轻爵禄，易去亡，以择其主，臣不谓廉。诈说逆法，倍主强谏，臣不谓忠。行惠施利，收下为名，臣不谓仁。离俗隐居，而以诈非上，臣不谓义。外使诸候，内耗其国，伺其危险之陂，以恐其主曰；交非我不亲，怨非我不解。而主乃信之，以国听之。卑主之名以显其身，毁国之厚以利其家，臣不谓智。此数物者，险世之说也，而先王之法所简也。先王之法曰：臣毋或作威，毋或作利，从王之指；无或作恶，从王之路。古者世治之民，奉公法，废私术，专意一行，具以待任。
夫为人主而身察百官，则日不足，力不给。且上用目，则下饰观；上用耳，则下饰声；上用虑，则下繁辞。先王以三者为不足，故舍己能而因法数，审赏罚。先王之所守要，故法省而不侵。独制四海之内，聪智不得用其诈，险躁不得关其佞，奸邪无所依。远在千里外，不敢易其辞；势在郎中，不敢蔽善饰非；朝廷群下，直凑单微，不敢相逾越。故治不足而日有馀，上之任势使然之。
夫人臣之侵其主也，如地形焉，即渐以往，使人主失端，东西易面而不自知。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。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，不为惠于法之内，动无非法。峻法，所以凌过游外私也；严刑，所以遂令惩下也。威不贰错，制不共门。威、制共，则众邪彰矣；法不信，则君行危矣；刑不断，则邪不胜矣。故曰：巧匠目意中绳，然必先以规矩为度；上智捷举中事，必以先王之法为比。故绳直而枉木断，准夷而高科削，权衡县而重益轻，斗石设而多益少。故以法治国，举措而已矣。法不阿贵，绳不挠曲。法之所加，智者弗能辞，勇者弗敢争。刑过不辟大臣，赏善不遗匹夫。故矫上之失，诘下之邪，治乱决缪，绌羡齐非，一民之轨，莫如法。厉官威民，退淫殆，止诈伪，莫如刑。刑重，则不敢以贵易贱；法审，则上尊而不侵。上尊而不侵，则主强而守要，故先王贵之而传之。人主释法用私，则上下不别矣。
韩非子生于周赧王三十五年（约公元前281年），卒于秦王政十四年（公元前233年），韩非为韩国公子（即国君之子），汉族，战国末期韩国人(今河南省新郑）。师从荀子，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、思想家，政论家和散文家，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，后世称“韩子”或“韩非子”，中国古代著名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。
《大辞海》：韩非（约前280—前233）战国末期哲学家，法家主要代表人物。出身韩国贵族。与李斯同师事荀子。曾多次上书建议韩王变法图强，不见用。著《孤愤》、《五蠹》、《说难》等十余万言以明志。受到秦王政重视，迫使韩王遣之入秦。旋因李斯、姚贾谗害，自杀于狱中，学说则成为秦国政治实践指导。吸收道、儒、墨各家思想，尤其有选择地接受前期法家思想，集法家学说之大成。主张“为治者……不务德而务法”（《韩非子·显学》），“赏厚而信，刑重而必”（《韩非子·定法》）。称法的制定，应“编著之图籍，设之于官府，而布之于百姓”（《韩非子·难三》）；法的施行，应“刑过不避大臣，赏善不遗匹夫”（《韩非子·有度》）。综合商鞅的“法”、申不害的“术”、慎到的“势”，提出以“法”为中心，“法、术、势”合一的君主统治术，强调加强中央集权，对后世影响很大。发展荀子哲学思想，以“道”为事物运动普遍规律，“理”为事物运动特殊规律，提出“缘道理以从事”（《韩非子·解老》）。主张用“参验”方法来验证人的认识。注意到事物的矛盾性，强调对立面不可调和，提出“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”（《韩非子·显学》）。认为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，人不免于利欲之心，人际关系是利益和利害关系，提出教育中须把握的原则是：不能指望人会自觉为善，却可以做到使人不为恶；强调严厉的教育，不相信道德和情感的作用，认为“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”（《韩非子·显学》）。出于统一思想和意志的需要，提出禁“二心私学”（《韩非子·诡使》），视儒墨各家私学为“愚诬之学，杂反之辞”（《韩非子·显学》），一律置于被禁绝之列。普通的文化知识和思想道德教育也不予认可，代之以“以法为教”、“以吏为师”。即教育内容为知法守法，安心耕战；实现教育的手段则在于官府和官吏。著作有《韩非子》传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