夫凡国博君尊者，未尝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于天下者也。是以君人者分爵制禄，则法必严以重之。夫国治则民安，事乱则邦危。法重者得人情，禁轻者失事实。且夫死力者，民之所有者也，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；而好恶者，上之所制也，民者好利禄而恶刑罚。上掌好恶以御民力，事实不宜失矣，然而禁轻事失者，刑赏失也。其治民不秉法为善也，如是，则是无法也。
　　故治乱之理，宜务分刑赏为急。治国者莫不有法，然而有存有亡；亡者，其制刑赏不分也。治国者，其刑赏莫不有分：有持以异为分，不可谓分；至于察君之分，独分也。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，愿毋抵罪而不敢胥赏。故曰：不待刑赏而民从事矣。
　　是故夫至治之国，善以止奸为务。是何也？其法通乎人情，关乎治理也。然则去微奸之道奈何？其务令之相规其情者也。则使相窥奈何？曰：盖里相坐而已。禁尚有连于己者，理不得相窥，唯恐不得免。有奸心者不令得忘，窥者多也。如此，则慎己而窥彼，发奸之密。告过者免罪受赏，失奸者必诛连刑。如此，则奸类发矣。奸不容细，私告任坐使然也。
　　夫治法之至明者，任数不任人。是以有术之国，不用誉则毋适，境内必治，任数也。亡国使兵公行乎其地，而弗能圉禁者，任人而无数也。自攻者人也，攻人者数也。故有术之国，去言而任法。
　　凡畸功之循约者虽知，过刑之于言者难见也，是以刑赏惑乎贰。所谓循约难知者，奸功也。臣过之难见者，失根也。循理不见虚功，度情诡乎奸根，则二者安得无两失也？是以虚士立名于内，而谈者为略于外，故愚、怯、勇、慧相连而以虚道属俗而容乎世。故其法不用，而刑罚不加乎僇人。如此，则刑赏安得不容其二？实故有所至，而理失其量，量之失，非法使然也，法定而任慧也。释法而任慧者，则受事者安得其务？务不与事相得，则法安得无失，而刑安得无烦？是以赏罚扰乱，邦道差误，刑赏之不分白也。

　　韩非子生于周赧王三十五年（约公元前281年），卒于秦王政十四年（公元前233年），韩非为韩国公子（即国君之子），汉族，战国末期韩国人(今河南省新郑）。师从荀子，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、思想家，政论家和散文家，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，后世称“韩子”或“韩非子”，中国古代著名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。

《大辞海》：韩非（约前280—前233）战国末期哲学家，法家主要代表人物。出身韩国贵族。与李斯同师事荀子。曾多次上书建议韩王变法图强，不见用。著《孤愤》、《五蠹》、《说难》等十余万言以明志。受到秦王政重视，迫使韩王遣之入秦。旋因李斯、姚贾谗害，自杀于狱中，学说则成为秦国政治实践指导。吸收道、儒、墨各家思想，尤其有选择地接受前期法家思想，集法家学说之大成。主张“为治者……不务德而务法”（《韩非子·显学》），“赏厚而信，刑重而必”（《韩非子·定法》）。称法的制定，应“编著之图籍，设之于官府，而布之于百姓”（《韩非子·难三》）；法的施行，应“刑过不避大臣，赏善不遗匹夫”（《韩非子·有度》）。综合商鞅的“法”、申不害的“术”、慎到的“势”，提出以“法”为中心，“法、术、势”合一的君主统治术，强调加强中央集权，对后世影响很大。发展荀子哲学思想，以“道”为事物运动普遍规律，“理”为事物运动特殊规律，提出“缘道理以从事”（《韩非子·解老》）。主张用“参验”方法来验证人的认识。注意到事物的矛盾性，强调对立面不可调和，提出“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”（《韩非子·显学》）。认为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，人不免于利欲之心，人际关系是利益和利害关系，提出教育中须把握的原则是：不能指望人会自觉为善，却可以做到使人不为恶；强调严厉的教育，不相信道德和情感的作用，认为“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”（《韩非子·显学》）。出于统一思想和意志的需要，提出禁“二心私学”（《韩非子·诡使》），视儒墨各家私学为“愚诬之学，杂反之辞”（《韩非子·显学》），一律置于被禁绝之列。普通的文化知识和思想道德教育也不予认可，代之以“以法为教”、“以吏为师”。即教育内容为知法守法，安心耕战；实现教育的手段则在于官府和官吏。著作有《韩非子》传世。